博通

      尽管《本草图经》的内容是论述本草学的，其目的是治病救人。但在实际编纂工作中，苏颂对《本草图经》的范围做了大规模的扩充，从而把我国本草学这一学科引入到博物学的范畴。为了搜罗广博，苏颂在书中尽量收入前一阶段本草学著作所未曾涉及的各种药物，包括国外输入的新药和全国各番夷胡蛮地区的药物。全书所载药物数虽不如《新修本草》多，但几乎每一种药都有插图，与文字并行，这比《新修本草》图文分离的做法要高明许多，可谓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药物学图谱。为了使本书物学的性质充分突出，苏颂对每一种药物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考订。他在方法上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，包括古今之说互相发明，或诸说并存等，以保证全书包罗所有合理的内容。

实用

苏颂著《本草图经》，目的明确，即“将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，饮饵者无未达之疑，纳斯民于寿康。"为此，医病目的在愈疾，因而疗效是否确实，就成为判断是否收录的第一标准。在全部《本草图经》中，作者对每一味药疗效的高低，都予以一一说明，成为是否选用的首要考虑。书中多有“今人多用有效，故详著之”这类字句，对古代的用药经验，详载无遗。同时，对于每一种药的禁忌，书中也有较扼要的记载，使用者有所遵循。也正是作者出于实用的观点，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局限条件下，对于诸如和合时“忌妇人、鸡犬见”这一类明显唯心的内容，他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收载，其用心之良苦可知。同样的道理，有不少看来似乎应予以收入，但他认为于实用无补的品类，则是宁缺不录。

创新

在本草学方面，苏颂表现出其革新的才能。例如，他十分注重本草学的实用价值，但是，应如何才能使这部本草学发挥其最大的实用价值呢？他选择了附方的办法，也就是加上该药的各种配伍方剂，供人选用。他所创的药图与文字并行的体例，也为后世所效法，对于发展我国本草学具有积极意义。苏颂对本草某些药名的考正，不仅从文字学、训诂学的角度，而且还从民俗学的角度，历史地进行考证（如王不留行、威灵仙等），还利用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（如贝母），直至利用历代各种文献资料，并负责地注明其出处，以增强可查性及博物学性质，这些都可以看成是苏颂在本草学史上的创新。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似乎可以看成是对苏颂这些独创性的发挥。

辩证

苏颂指出大黄是一种快利猛峻的药物，必需审慎应用，该用则用，不该用则不应随便轻用，并以姚僧垣治梁代两为皇帝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例。他深有感触地指出：“今医用一毒药而攻众病，其偶中病，便谓此方之神奇；其有误差，乃不言用药之失，如此者众矣，可不戒哉？”语意深长地告诫医家切忌不加辨别地滥用药物，更不要因为偶然中病，便沾沾自喜，机械搬套。对于古人通过炼制丹药，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活动，苏颂持批判态度，甚至深恶痛绝，曾指出“而《本经》以丹砂为无莓，故人多炼治服食，鲜有不为药患者……服饵者当引以为戒。”又说：“乳石之发，方治虽多，而罕有能济者，诚不可轻饵也。”但试观其在涉及一些确有补养作用的药物时，却又是另一种态度。他甚至详述了炼制麦冂冬、黄精、地黄等多种滋补作用较强的一些普通的滋膏药的方法，甚至不厌其详，列出其细节及服饵法，与前面所说的服石以求长生的态度判若两人，这是《本草图经》中辩证观点的典型体现。

综上所示，苏颂本人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医药学家。他谙熟医理，从而使他所著的《本草图经》成为我国古代本草学史上的一块承先启后的里程碑。这是一部前承古人，总结北宋以前本草学成就，集其大成；启迪后代，使明清本草学蓬勃繁荣的杰作。苏颂在对待本草学中所用的指导思想方法和步骤，都为后来者所推崇和继承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明代李时珍及其《本草纲目》之所以能取得那样伟大的贡献，从编纂的指导思想开始，直至文献收集、资料积累及取舍，治学态度、分析方法、编写体例，甚至行文遣句，无一不受到苏颂《本草图经》的影响。